万历版《沁源县志》成书记

万历二十四年（1596），陕西延安人方简担任沁源县知县，史书载其“才识英锐，政尚严明，禁辑豪强，修举废坠，当道倚重之”，是一名有责任感德才兼具的县令。

志是官修的书，沁源真正的修志肇始于方简，正是由于他的到来使这一方山水人文开始了自己的回忆和记录，并且流传下来，这是沁源的幸运，也是方简在沁源历史上难以为人替代的原因。他倚重德高望重沁源籍贡生李守贞、举人崔嵩收集资料、考以古书、采访民间着手编纂。李守真担任过河北饶阳知县，崔嵩担任过直隶雄县知县，二人在任时颇有政绩，都是见过世面的人。这是一个实力强大的写作班子，因缘际会，漫漫长河中，也只有这几人才能凭借学养和见识担起此事。

他们商定了编纂原则，《刻沁源县志凡例》中说：一、书古事则以古书考之，或得之于传言，闻见者奈藏书不多，其所不知，姑阙之以俟知者。二、本县名宦乡贤，自国初以来缺略甚多，无从考索，特纪所知，不知者以俟后贤也。三、现任名宦，其政绩贤否俱不敢书，法不得书也。四、乡贤生者，德行淑慝亦不敢书，犹现任也。五、节妇贞女，未经两院旌奖者，亦不敢书，惧不公耳。惟既殁即书，盖棺事定，其节完也。

【资料图】

万历《沁源县志》载，万历二十六年（1598），方简“以延安杨尚书某事连累，被锦衣卫逮去，士民失望矣”。万历《沁源县志》印书时间（1608）距方简出事时间整十年，此事不会有出入，却定有缘由。

查阅资料，杨尚书名杨兆，字梦境，延安府肤施县人，与方简同县同乡，明嘉靖三十五（1556）年进士，得第后官运亨通，从知府、总督一路升至兵部尚书、工部尚书加太子太保，深得嘉靖、隆庆、万历三代皇帝器重，此人重视家乡兴学，曾个人出资在延安设“杨公书院”，万历十五（1587）年病逝。也就是说沁源的方简是在杨尚书去世十一年后才出的事，看来是杨尚书被神宗皇帝翻了后账，连累了方简，实为可惜。杨兆所葬之处为延安城北杨家陵，抗战时期改为杨家岭。

沁源古为唐尧封内，西汉立县，漫长的历史缺乏必备的史料实证，民间仅有的旧抄本有扯毁无几，石碑以砂岩居多，容易风化，字迹难以长久保存。他们组织人员“考世代于残碑断碣之间，听话言于父老遗民之喙，穷搜博访，散采汇收”，其纂写难度可想而知，尽管万历版《沁源县志》称其“略而未备”，可见在方简的主导下已完成了文本的框架，只是有些细节性的内容仍需考证完善。

此后的三任知县均无力顾及此事。

万历三十二年（1604），一个人的到来让沁源修志之事有了新的转机。他叫李培聪，直隶故城县人，举人。沁源县志载其“存心仁恕、政尚廉平，惟知循礼以奉职，不屑操切以扰民，任二载升，士民惜之”。李培聪是一个不计个人名利求真务实的知县，平易近人的好人。

李培聪续用了沁源人李守真和崔嵩来操作此事，直到文本完成。也许是因为在任时间来不及，或许是因为经费紧缺，他在任上没能进行刻板印刷。

志书艺文篇收录李培聪五言诗一首，题为《清明道中》，我们从诗句中能感受到，一位任职偏远贫瘠之地的明朝知县内心的宁静、充实和愉悦：有事征軺远，无尘官路清。风廻曲涧急，云破半山明。境入飞仙苑，节严禁火城。杏花深处宿，一醉五侯轻。

万历三十六年（1606），晚明文坛盟主李维桢担任山西按察使不久，鉴于山西嘉靖以后又有五十年未修省志，便“敦请耆儒，设局纂修”。万历三十八（1608）年要求各州县向省报送地方志，此时王纯任沁源县知县不到一年。

王纯，字文我，陕西秦州（现甘肃天水）人，举人，万历三十五年（1607）任沁源县知县。后志载其：行乡约，修学宫，课庠生，厘奸剔弊，逋赋一清，并把自己的俸禄捐出刻印县志。在任时间短、成效多，两年时间为沁源办了许多好事难事，万历三十七年（1609）调任巴陵知县（湖南岳阳），真不知巴陵的王知县在岳阳楼前读《岳阳楼记》时，想起太岳深处也叫过阳城的沁源，会有何感念。调离后，沁源人为其立“去思碑”，铭石以示彰记，雍正《沁源县志》收录碑文，题为《邑侯王公去思碑》。

王纯收到省里行文，经朋友指点，寻访到了李守真和崔嵩，了解到县志撰写已基本成书。王纯敦请两位先生沿袭《明一统志》规制进行检校，反复叮咛，把关作序，在序中细数此次修志的来龙去脉。校对、定稿、书写、刻板、印刷、装订，经两个月时间的紧张工作使志书水到渠成，成是久缺之典。一部镌印清秀、严谨朴实、注重教化的典籍填补了沁源无志书的空白，最大程度保存了沁源的自然人文历史资源。

首部《沁源县志》起始于方简，完备于李培聪，成书于王纯，历时十二年，厥工告成。

志书的开头这样表述：邑人致仕知县，李守真编辑、崔嵩订正。（魏广瑞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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